威尔·杜兰这样描述了马丁·路德在整个日耳曼人历史上的超级重大意义：“在日耳曼人中，路德的言说论著被广为引用的程度无人堪与匹敌，涌现出许多思想家及作家，不过，若要谈及日耳曼人心灵气质的影响，路德绝对是首屈一指。在日耳曼民族历史上，路德第一人的位置不可动摇……他比一切日耳曼人都更具有日耳曼性”(Will Durant 1957：433)。对于马丁一路德所代表的日耳曼性的本质，黑格尔精辟地概括为“日耳曼民族的纯粹内在性”(Hegel 1986：392)黑格尔在比较德意志启蒙与法兰西启蒙的重大分野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法兰西人能够从理论之维迅速转入实践之维，日耳曼人却总是沉醉于理论的抽象观念呢?”(Hegel 1986：427)，“日耳曼民族纯粹的内在性”便是这一问题最恰当的答案。
德意志启蒙在“纯粹内在性”这一核心气质方面完全承传了马丁·路德的民族传统。狄尔泰高屋建瓴地指出：“德意志特殊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使我们的思想家和作家的道德素质具有独特的性质。自路德的宗教热忱以来，德意志人思考方式特有的基本特色是道德意识的内在性，仿佛宗教运动回归到自身之中——确信生命的最高价值不在外部的事业而在思想品质中，民族的四分五裂，有教养的市民阶层对政府毫无影响，都加重了这一特色。作为市民生活坚定基础的新教国家的纪律，曾维持正直诚实、履行义务、主体对良知负责的拘谨意识的有效性，而启蒙运动则仅仅使道德意识摆脱了曾经使其与超验世界发生关系的基督教教义，由此更加强了那种拘谨的坚定性。德意志启蒙运动最重要的人物都这样地在全世界面前坚持他们个人的独立价值……逃避到道德原则的抽象世界中去”(狄尔泰2003：55—56)。路德的“纯粹内在性”的信仰在德意志启蒙那里的世俗化变体就是“纯粹内在性”的“教化”(Bildung)。
阿伦·布洛克认为，“德意志人把人文主义与‘教化’(Bildung)等同起来，这样做的缺点是，个人可能只顾自己而不关社会和政治问题”(阿伦·布洛克1997：151)。这种观点中存在着一个比较严重的误解，从宗教改革到德意志启蒙，德意志主流思想家一以贯之的超政治性或非政治性决非不关心社会和政治问题，而是倾向于把社会和政治问题置换为思想文化问题。在马丁·路德那里，宗教上的革命自然寄寓着社会和政治的理想，那是一种非常近似于奥古斯丁“上帝之城”式的宗教政治学。在德意志启蒙思想家那里，文化上的强势启蒙的确使政治色彩显得很淡，政治问题也的确并未成为其焦点所在，但对于德意志社会和政治现实的逃避本身其实是出于一种反向的政治介入，即对于理想社会和政治状态指向过去的想像性追忆和指向未来的想像性建构。弗里德里希·迈内克指出，“在这令人痛苦的形势中，德意志知识份子面前只剩下两条路可走：一是最终将德意志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德意志国家的命运分开，在一个人自己内心的宁静圣地中寻求避难所，以便建设一个纯精神、纯思想的世界；另一是在这思想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创造一种明智和谐的关系，同时也进而寻求实际存在的国家与理性理想之间的统一纽带，成功地做到这一点，理性与现实之间就必然出现一种至此为止梦想不到的全新关系”(弗里德里希‘迈内克2008：489-490)。绝大多数德意志思想家选择了上述两条道路并行的方式，一方面沉浸于纯粹思想的世界，一方面幻想着理性与现实政治交汇的种种美好可能性。
德意志启蒙把基督教时代的“上帝之城”转换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政治乌托邦，这种政治乌托邦对现实政治状况的变革产生的作用微乎其微，事实上是把社会和政治问题统统归并人文化问题的界域之内，游离于现实之外而仅仅关涉于理想之维，我们称之为“政治想象”。在法兰西启蒙中，哪怕政治乌托邦的想象在思想界也普遍存在，但法兰西启蒙精神中强烈的现实感和政治介入气质使得启蒙思想对于社会和政治的现实变革产生巨大的影响和推动力，文化启蒙同时意味着政治启蒙。反观德意志，当文化启蒙已然实现之际，政治启蒙却依然遥远，文化与政治如同马丁·路德的时代一样，悲剧性地分裂着

定价是将产品价值转换为收入的过程。由于软件的开发费用巨大，单位成本不固定，取决于销量，所以定价时不能深入考察成本。软件市场的规模经济（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软件的单位成本会迅速的下降）也给软件定价带来了困难。因此，厂商应该基于消费者剩余（顾客的支付意愿减去价格）定价[1]，而不是基于成本定价，同时要考虑到顾客的成本和价值。
软件定价模型

在多数情况下，软件是许可使用，而不是出售。厂商可以通过软件许可获得收入，也可以在软件升级、维护时向用户收取费用。表1列出了一些通用的定价模型。这些定价模型既适用于软件许可也适用于软件作为服务出售。其中，预定许可和基于用量许可通常用于软件作为服务出售。

软件定价策略

软件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具有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的特征，并且很容易被盗版使用。基于软件产品的这种特殊性，在软件定价时通常采用以下三种定价策略，分别是价格歧视、捆绑和随时间扩大收入。

价格歧视
当一个软件开发完成进入市场后，它的成本包括固定成本（分析、开发、维护、升级软件的开发成本）和边际成本（每多销售一份软件使厂商增加的成本）。软件价格通常要高于边际成本，厂商用价格和边际成本之间的差额来补偿软件开发过程中巨大的固定成本和软件维护成本。如果价格仅仅基于边际成本，也就是说价格和边际成本间的差额对每个顾客来说是相同的，这时我们说价格是非歧视的。
一个强大竞争市场往往会产生非歧视价格和较低的差额（价格超过边际成本的那一部分），这样就给厂商收回固定成本带来了困难，因此厂商要通过避免直接竞争、软件产品差异化、市场机制（转化成本、网络效应）等措施扩大价格与边际成本间的差额，另一个能帮助厂商收回固定成本的方法就是价格歧视。
价格歧视指价格和边际成本之间的差额对于不同的顾客是不同的。若厂商使一个产品完全差异化，定价时可以采用价值定价法，指的是定价完全基于顾客的价值（顾客的支付意愿），而不是成本。由于不同的顾客支付愿意不尽相同，价值定价就变得非常复杂，所以厂商在定价时通常采用价格歧视。
价格歧视包括个人化定价、群体定价和版本定价三种。
· 个人化定价：基于顾客的价值或愿意支付的价格。
· 群体定价：基于不同的群体愿意支付的价格。
· 版本定价：顾客可以在很多不同的版本中，选择最具有性价比的产品。
个人化定价厂商为顾客提供个人化的定制产品，不同的顾客对同一软件的功能可能要求不同，厂商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定制软件，以不同的价格销售。如果每件产品都能以客户愿意支付的价格出售，厂商的收益就可以达到最大化。这种产品通常价格较高，顾客因为可以得到更高的价值和更好的服务也愿意支付较高的价格。
群体定价群体定价把顾客按照不同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分类，通常可以分为高端客户和低端客户。群体定价使厂商对高端客户维持高价、获得巨额利润的同时，把低端客户也吸引进来。由于低端客户对价格敏感，需求弹性较大，加上软件产品边际成本很低，若将软件低价出售给低端客户能够增加厂商的总收入。这要求厂商必须使产品差别化，向高端客户出售价值更高、服务更好的产品，同时索取较高的价格，而低端客户会因为价格因素购买低价产品。
版本定价在版本定价中，不同软件版本可以向顾客提供不同的价值，顾客可以选择最符合自己价值（愿意支付的价格）的软件版本。由于多开发一个软件版本边际成本很低，版本定价非常适用于软件。这样厂商既实现收入最大化，又从购买行为中了解顾客的需求，同时避免了与每位顾客进行价格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