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杜兰这样描述了马丁·路德在整个日耳曼人历史上的超级重大意义：“在日耳曼人中，路德的言说论著被广为引用的程度无人堪与匹敌，涌现出许多思想家及作家，不过，若要谈及日耳曼人心灵气质的影响，路德绝对是首屈一指。在日耳曼民族历史上，路德第一人的位置不可动摇……他比一切日耳曼人都更具有日耳曼性”(Will Durant 1957：433)。对于马丁一路德所代表的日耳曼性的本质，黑格尔精辟地概括为“日耳曼民族的纯粹内在性”(Hegel 1986：392)黑格尔在比较德意志启蒙与法兰西启蒙的重大分野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法兰西人能够从理论之维迅速转入实践之维，日耳曼人却总是沉醉于理论的抽象观念呢?”(Hegel 1986：427)，“日耳曼民族纯粹的内在性”便是这一问题最恰当的答案。
德意志启蒙在“纯粹内在性”这一核心气质方面完全承传了马丁·路德的民族传统。狄尔泰高屋建瓴地指出：“德意志特殊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使我们的思想家和作家的道德素质具有独特的性质。自路德的宗教热忱以来，德意志人思考方式特有的基本特色是道德意识的内在性，仿佛宗教运动回归到自身之中——确信生命的最高价值不在外部的事业而在思想品质中，民族的四分五裂，有教养的市民阶层对政府毫无影响，都加重了这一特色。作为市民生活坚定基础的新教国家的纪律，曾维持正直诚实、履行义务、主体对良知负责的拘谨意识的有效性，而启蒙运动则仅仅使道德意识摆脱了曾经使其与超验世界发生关系的基督教教义，由此更加强了那种拘谨的坚定性。德意志启蒙运动最重要的人物都这样地在全世界面前坚持他们个人的独立价值……逃避到道德原则的抽象世界中去”(狄尔泰2003：55—56)。路德的“纯粹内在性”的信仰在德意志启蒙那里的世俗化变体就是“纯粹内在性”的“教化”(Bildung)。
阿伦·布洛克认为，“德意志人把人文主义与‘教化’(Bildung)等同起来，这样做的缺点是，个人可能只顾自己而不关社会和政治问题”(阿伦·布洛克1997：151)。这种观点中存在着一个比较严重的误解，从宗教改革到德意志启蒙，德意志主流思想家一以贯之的超政治性或非政治性决非不关心社会和政治问题，而是倾向于把社会和政治问题置换为思想文化问题。在马丁·路德那里，宗教上的革命自然寄寓着社会和政治的理想，那是一种非常近似于奥古斯丁“上帝之城”式的宗教政治学。在德意志启蒙思想家那里，文化上的强势启蒙的确使政治色彩显得很淡，政治问题也的确并未成为其焦点所在，但对于德意志社会和政治现实的逃避本身其实是出于一种反向的政治介入，即对于理想社会和政治状态指向过去的想像性追忆和指向未来的想像性建构。弗里德里希·迈内克指出，“在这令人痛苦的形势中，德意志知识份子面前只剩下两条路可走：一是最终将德意志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德意志国家的命运分开，在一个人自己内心的宁静圣地中寻求避难所，以便建设一个纯精神、纯思想的世界；另一是在这思想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创造一种明智和谐的关系，同时也进而寻求实际存在的国家与理性理想之间的统一纽带，成功地做到这一点，理性与现实之间就必然出现一种至此为止梦想不到的全新关系”(弗里德里希‘迈内克2008：489-490)。绝大多数德意志思想家选择了上述两条道路并行的方式，一方面沉浸于纯粹思想的世界，一方面幻想着理性与现实政治交汇的种种美好可能性。
德意志启蒙把基督教时代的“上帝之城”转换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政治乌托邦，这种政治乌托邦对现实政治状况的变革产生的作用微乎其微，事实上是把社会和政治问题统统归并人文化问题的界域之内，游离于现实之外而仅仅关涉于理想之维，我们称之为“政治想象”。在法兰西启蒙中，哪怕政治乌托邦的想象在思想界也普遍存在，但法兰西启蒙精神中强烈的现实感和政治介入气质使得启蒙思想对于社会和政治的现实变革产生巨大的影响和推动力，文化启蒙同时意味着政治启蒙。反观德意志，当文化启蒙已然实现之际，政治启蒙却依然遥远，文化与政治如同马丁·路德的时代一样，悲剧性地分裂着